第46章 笔录泣血

宫墙烬：我在1980年重生

第西十六章 笔录泣血，法纪昭彰

深夜的公安局值班室灯光惨白，落在我满是泥污与血痕的手上，刺得人眼目发疼。

我刚从招待所死里逃生，一路狂奔至此，发丝凌乱，手腕被碎瓷割开的伤口还在缓缓渗血，裤脚沾着深秋的泥水，整个人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一缕孤魂。

按照规定，正式笔录必须由两名民警在场，一人询问，一人记录，全程不得离开。片刻后，另一位年轻民警也从里间走出，两人端坐桌前，神情严肃，示意我可以开始陈述。

年长的民警声音沉稳：“姑娘，别慌，我们依法办案，这里是公安局，没人能再伤你。”

可话虽如此，要将那些最不堪、最屈辱、最难以启齿的经历，一字一句当众说出来，无异于将己经结痂的伤疤，生生再次撕开。

我握着水杯的手不停发抖，热水的温度暖不进我冰冷入骨的心底。

我闭上眼，那些画面不受控制地翻涌——

大兴安岭的雨夜，反锁的仓库门，连长肮脏的话语，撕裂的衣衫，雷声吞没的哭喊，吞药时的绝望，被部队无情遣返的悲凉，招待所里污秽的录像，男人步步逼近的恶意……

一桩桩，一幕幕，痛得我几乎窒息。

民警轻声提醒：“我们要做正式笔录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记录在案，要如实讲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声音轻得像风，却字字清晰：

“我讲。”

笔录从凌晨零点三十分开始。

他问，我答，一笔一画，落在泛黄的信笺纸上。

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一项都不能少。

先是军分区连长。

我从他突然收敛不轨、刻意伪装平静说起，说到他安排我值大夜班，说到连部干事傍晚送来的加急文件，说到针式打印机色带被提前抽走，说到他逼我必须去后院仓库取用，说到那一夜精准落下的狂风冷雨，说到仓库门被人从外反锁的那一声“咔嗒”，说到他如何逼近、如何出言污秽、如何动手撕扯，说到我如何挣扎、如何呼救、如何被风雨与雷声彻底淹没所有声音……

每多说一句，心口就多疼一分。

我浑身控制不住地轻颤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与伤口的疼痛混在一起，才能勉强撑住不崩溃。

民警看得于心不忍，停下笔，递来一块纸巾：“姑娘，要是难受，可以歇一会儿。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我没事，我要说完。”

我继续讲我回到宿舍后的绝望，讲我吞服安眠药求死，讲我被战友救下抢救，讲我醒来后非但没有得到调查与安慰，反而被部队以“影响不好”为由，首接通知地方劳动局将我遣返。

讲到这里，我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发哑，眼眶通红，却死死咬着唇，不让一滴泪落下。

我是徽柔，亦是小薇。

两世的苦，都不能以眼泪示弱。

随后，是招待所里的遭遇。

我讲劳动局两名工作人员如何安排房间，如何在夜里九点多敲门，如何以“睡不着、看录像”为由进入我的房间，如何播放不堪入目的录像带，如何用眼神试探、步步逼近，如何意图不轨。

我讲自己如何被逼到绝境，如何砸碎搪瓷杯，如何捡起碎瓷抵在腕上，如何以死相逼，如何搬出在军分区服役的二哥震慑对方，如何趁夜逃脱，一路奔至公安局。

老民警听得眉头越皱越紧，握着笔的手都在发沉。

在九十年代，公职人员品行败坏、利用遣返之机骚扰妇女，属于顶风违纪，性质极为恶劣。

笔录做完，己是凌晨三点。

民警让我按上鲜红的指印，一指、两指、十指，印在我所有陈述之上，也印在我所有的伤痛之上。

按完最后一指，我整个人脱力般靠在椅背上，眼前阵阵发黑。

紧接着是验伤。

老民警找来一位女辅警，带我到里间，按照流程，仔细检查我身上的伤痕——

手腕上新鲜的割伤、掌心的划伤、上臂陈旧的淤青、胳膊上当年留下的八针疤痕、脖颈处细微的抓痕……

每一处，都被仔细记录、描述、确认，形成正式的《伤情检查记录》。

证据固定完毕，民警当即做出两项部署：

第一，立即出警，赶赴国营招待所，控制涉案劳动局工作人员，并扣押涉案录像带、碎裂的搪瓷片等物证；

第二，连夜整理案件材料，清晨第一时间向局领导汇报，并向大兴安岭军分区正式发函通报，启动军地联合核查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