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 父辈·遗愿

方志远讲述的故事，让整个行动三组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“我父亲去世前的三个月，”方志远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，目光空洞地看着窗外，“他变了。他以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喜欢和学生聊天，喜欢在实验室里待到很晚。但那段日子，他变得沉默、焦虑，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。”

“我问过他很多次，出了什么事。他总是说‘没事，就是累了’。我不信，但我没有办法让他开口。”

方志远的声音越来越低。

“他去世后，我在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那封信。信是写给我的，封面上写着‘志远亲启’。我打开看了——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泪水无声地流下来。

“信里，他告诉我，有一个境外的间谍组织在九十年代初期接触过他。他们想让他提供一些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数据，报酬很高。他拒绝了。但对方没有放弃，连续来找了他好几次，先是利诱，后来是威胁。他们说，如果他不合作，就会对他的家人不利。”

“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他没有被吓倒，也没有妥协。但他很害怕——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我和我母亲。他在信里说，‘志远，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己经不在了。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——永远不要和那些人打交道。他们是影子，你抓不住他们，但你可以保护自己。把自己变得无懈可击，让他们觉得你无利可图。这是我能留给你的唯一的保护。’”

方志远擦了擦眼泪。

“我按照父亲说的做了。我拼命学习、拼命做研究，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、足够‘干净’——没有海外关系、没有不良嗜好、没有任何可以被利用的弱点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‘干净’，那些人就不会来找我。”

“但‘天工’项目的数据还是泄露了。”林砚说。

方志远痛苦地闭上眼睛。“是的。我以为我保护好了自己，但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研究。那些人没有来找我，但他们找到了我的团队成员，找到了我的学生，从我的项目里窃取了数据。”

他睁开眼睛，看着林砚，目光里有愤怒、有自责、也有恳求。

“林组长，我知道我应该早点把父亲的信交给国安部门。但我没有。我害怕。我害怕那些人会像威胁我父亲一样威胁我的家人。我选择了沉默。这是我的错。”

林砚沉默了很久。

“方教授，你父亲的信里，有没有提到‘影子’组织的更多细节？比如他接触过的人的长相、口音、特征？”

方志远想了想。“信里提到了一些。我父亲说，来接触他的人有两个。第一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自称是‘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’的项目官员，姓‘钟’，说话带南方口音。第二个是一个西十多岁的女人，自称是‘钟’的同事，但从来没有报过名字。”

“姓‘钟’的男人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我父亲在信里描述——身高大约一米七，中等身材，圆脸，戴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。但有一个细节——他的左手小指少了一截。”

林砚和赵刚交换了一个眼神。这个细节太具体了，不可能是编造的。

“方教授，你父亲有没有提到他们是怎么联系的？”

“提到了。那个人给过我父亲一张名片，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。我父亲把名片保留了下来，夹在日记本里。”

林砚的心跳加速了。“日记本？你父亲的日记本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在我家的书房里。我一首保存着，没有动过。”

“方教授，我们需要那本日记本，还有你父亲留下的所有遗物。这些可能是追查‘影子’组织的重要线索。”

方志远点了点头。“我回家去取。”

“不。”林砚站起身，“我们和你一起去。”

当天晚上，林砚、赵刚和方志远一起去了方家的老宅。这是一栋位于滨海市老城区的独栋小楼，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外墙的白色涂料己经斑驳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枝叶茂密。

方志远打开书房的门，一股陈旧的书香和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。书房不大，三面都是书架，中间是一张老式的书桌。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、一个笔筒和几张泛黄的照片。

方志远走到书架前，从第三排的书后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林砚。

“这是我父亲的日记本。”

林砚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本深蓝色硬壳封面的日记本，封面上用金色的字印着“1994”的字样。他翻开第一页，方明远工整的小楷字迹映入眼帘。